来源：《新智慧》

　　有压力的中国人
GDP增长率跟国民焦虑指数、睡眠指数、快乐指数紧密相关。当GDP飞涨，该国人民的焦虑指数必定上升，而睡眠指数、快乐指数齐齐下落。
　　 欧洲人本来就不缺节日。法国人一年法定休息日150天，该国《劳动法》甚至规定，周日是法定假日，商店不得开门。如果商店营业属非法，并受到重罚。欧洲人的休息时间至少占全年时间的40%，这是法式“浪漫情怀”及意甲、德甲狂欢的基础。
　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，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，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。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，每个人都像是吃了市场经济的兴奋剂，欲望最大化，压力也最大化。当GOP飞涨之时，中国成了“睡不着”的国家。

　　时代画饼变成“新三座大山”
　　“人无压力轻飘飘”，小时候老师经常这样教导我们，否则你怎么进步？这种变压力为动力的说法，颇与化悲痛为力量有异曲同工之妙，成为那个时代激励我们前行的警句。
　　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画饼。从上世纪80年代的“万元户”，到上世纪90年代的“十万元户”“百万元户”，再到新世纪的“中产梦”，画饼越做越大。整个国家的画饼就是赶英超美，50年未变。
　　“新富”是中国新中产的代言人，他们是高官、公司高管、大学教授、时尚传媒人。“中产阶级”是商家全力打造的金矿，被赋予极高的想像力。新富标志在荧屏上、媒体上、广告上被闪烁辉煌地描绘成豪宅、私家车、时装、珠宝、晚宴，还有情调。年轻的中国精英正枕着媒体与商家炮制的枕头，做着中产梦。这个梦想具有商业原子弹的能量。
　　然而请看另一面。中国老板全球最累，平均年假仅10.9天，低于全球老板的15.4天及欧盟的21.7天。返贫白领开始同病相怜，再优厚的收人与高昂的医疗费和攀升的房价相比，都不过是杯水车薪。京沪穗鹏四城调查“感觉压力大”排位为：上海67%、深圳64%、广州46%、北京45% 。70%的白领处于亚健康状态。白领综合症导致抑郁症和自杀。一位“海归”叹道：“中国白领的工作强度，已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。中国的写字楼是世界上最累的写字楼。”
　　社会学家分析，内地经济正面临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窘境：楼价升、薪金升、工业原材料价格升，但由于国际竞争产品却无法加价。所幸香港遇见了内地的改革开放，将制造业成本内移，使香港中产阶层求得上升空间，延续数十年繁荣。香港中产阶层扩张为社会的大多数。反观内地中产阶层却没那么幸运，所在企业成本无法转移，薪金不升，医疗、教育、房子成为“新三座大山”。

　　改变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解压大法
　　过去30年里，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并没有使人们增加相应的快乐，这就是进步的悖论：今天的一代人比以前更富裕、更健康、更长寿，享受更大限度的自由，但比起上一代人，他们的生活似乎更压抑，因为生活比以前更复杂，诱惑更多了。疯狂购物、休长假，看似能解决问题于一时，而网络上任何文体都可沦为解构对象。高人指路，根本的解压之道存在于生活方式之中，即回归简单生活。
　　全球过去50年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从增加到停滞，只有中国在疯长。北京零点研究集团《中国公众城市宜居指数2006年度报告》显示，上海宜居指数列第10，北京列第19。而作为最适宜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城市，北京又排在第一位。在宜资与宜居之间，大城市们嫌贫爱富。
　　中国大城市的毛病是权力过分集中。西方不少知名大学都建在小城镇，中国的大城市恨不能将所有名校都划拉到自己怀中。“这样做，从经济学角度上看，在一座城市达到一定规模之后，它的生产率便开始下降。”联合国经合组织官员如是说。
　　未来属于中小型的新兴特色城市，最宜居，创业、求职均不难，生活压力适中。零点的那个报告将宁波推上宜居城市宝座。宁波因城市规模适中，经济发达程度适中，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中，正处于一个“不大不小、不前不后、不多不少”的最佳状态。宁波民营经济发达，就业机会多，居民富裕，工作压力相对较小，融合了大、小城市的共同优点，成为理想的宜居宜业型城市。
　　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大城市，不想放弃现在的生活方式，还有一条权宜之道就是封杀焦虑源。比如封杀那些说出“房奴”的嘴巴，老板不作榜样还说风凉话。好像没人说房奴大家就都不是房奴了。还是去行善最安抚焦虑，所以盖茨、巴菲特们最心安理得。人无压力轻飘飘。摩擦力加压力产生动力，这是中学物理讲的行车原理。适度的压力是前行的动力。只是要适中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摘自《家庭生活报》